内容提要:回溯近代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历程,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叙事性导致传统史学的知识可靠性遭到质疑。历史学在叙事层面所面临的困境,是人们对其能否揭示“历史事实”持不同认识所导致的。事实上,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并不能消解历史学中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不是历史学家凭空想象的结果,即使是历史解释也由不得历史学家天马行空。历史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既是它的形式,也是它的内容,是历史学这门古老学科耕耘了数千年的传统。历史学的形态、价值、功能等等,都生于斯、长于斯。离开了这片故土,历史学难以长出参天大树。

内容摘要:回溯近代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历程,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叙事性导致传统史学的知识可靠性遭到质疑。历史学在叙事层面所面临的困境,是人们对其能否揭示“历史事实”持不同认识所导致的。事实上,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并不能消解历史学中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不是历史学家凭空想象的结果,即使是历史解释也由不得历史学家天马行空。历史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既是它的形式,也是它的内容,是历史学这门古老学科耕耘了数千年的传统。历史学的形态、价值、功能等等,都生于斯、长于斯。离开了这片故土,历史学难以长出参天大树。

  (一)

近代以来,叙事性导致传统史学的知识可靠性遭到质疑。怎样认识历史叙事?历史学的叙事性与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历史学在未来发展中该怎样处理与之相生相伴数千年之久的叙事?这些都是史学界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关键词:

20世纪之初,西方历史哲学的领域中发生了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转型。按沃尔什广为人知的概括,前者指的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哲学反思,它所要探询的是客观历史过程的目标、意义、规律、动力等问题;后者则是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的特性进行理论的分析和探讨。[1]www.yzc579.com,我们也可以更加浅白地将二者之间的分野,视作是二者分别以历史和史学作为自己理论反思的对象。分析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60、70年代之前,由附庸而蔚为大国,成为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的主流,在对历史解释的特性、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等问题的探索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而,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某一种理论范式之下对该领域的理论探讨,往往会因为该范式所提供的核心问题在一定阶段内可被深入的程度、以及思考问题的角度的各种可能性被大量消耗之后而陷入僵局。这正是20世纪60、70年代,分析的历史哲学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迅速发展之后所面临的局面。而此时历史哲学领域内再次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型,此种叙事的转向(narrative
turn,又有人称之为修辞的转向或语言学的转向)使得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浮出水面,取代分析的历史哲学而成为当代历史哲学的主流形态,使得历史哲学这一学术领域在危机中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则是促成这一转型的最为关键的人物。他在其主要著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2]和一系列论著中所提出的基本思路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近几十年来西方(尤其是英美)历史哲学的理论取向和思考重心。

近代以来历史叙事遭到质疑

作者简介:吉林大学教授

  叙事(narrative)指的是这样一种话语模式,它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俗常意义上的叙事,往往被等同为讲故事。当代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内之所以在1960、70年代发生叙事的转向,有其多方面的动因。首先,就历史学实践而言,历史学彰明较著的学科特点之一就是,它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各门社会科学,没有属于自己的专门技术性术语,它是以日常有教养的语言(ordinary
educated
speech)作为传达自身研究成果的基本工具,而叙事一直以来就是历史学话语的主要形态,甚至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史学话语的根本属性。由克罗齐著名的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学[3]的论断,足见讲故事(story-telling)的特性作为历史学著作根本特征之深入人心。但是,二战以来,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西方历史学的形态。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方法纷纷被援引进入历史研究的领域,长时段的社会、经济、人口的变迁成为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所致力研究的主题。叙事作为前社会科学、前分析的传统史学最显著的痕迹而遭到质疑和排斥。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布罗代尔就曾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于传统的叙事史学的轻蔑:

作为与人类文明相伴生的文化现象,历史学最早确立的基本学术范式就是叙事。将总结经验、明辨是非、宣扬教化、立一家之言等各种主观意图贯彻在叙事的过程中,既是传统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形式,也是其实现社会价值的基本方式。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历史学的这一基本学术范式遭到质疑。

  内容提要:回溯近代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历程,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叙事性导致传统史学的知识可靠性遭到质疑。历史学在叙事层面所面临的困境,是人们对其能否揭示“历史事实”持不同认识所导致的。事实上,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并不能消解历史学中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不是历史学家凭空想象的结果,即使是历史解释也由不得历史学家天马行空。历史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既是它的形式,也是它的内容,是历史学这门古老学科耕耘了数千年的传统。历史学的形态、价值、功能等等,都生于斯、长于斯。离开了这片故土,历史学难以长出参天大树。

  在叙事的历史学家们看来,人们的生活是被戏剧性的偶然事变所支配,是被那些偶然出现、作为他们自身命运而尤其是我们命运的主人的出类拔萃的人们所主宰着的。并且,当他们谈起普遍史时,他们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些出类拔萃的命运的纵横交错,因为很显然,每一位英雄都需要另外一位来搭配。我们都知道,这不过是欺瞒人的伎俩。[4]

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近代以来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科学成为强势话语。因此,自觉向科学靠拢,努力成为科学领域的一分子,或者至少增强自身的科学属性,成为众多学科发展的一致追求,历史学自然不能例外于此种潮流。在科学化浪潮中,人们对于什么是科学其实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能不能提供客观、准确的知识,则成为判断一种学术活动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公认标准。在人文诸学科及各种文化领域,文学、艺术、宗教等主要关乎审美与信仰,主要不是为了提供客观、准确的知识,因而较少出现科学性方面的争论。深陷是非之境的主要是历史学与哲学,因为这两大学科近代以来都有提供客观、准确知识的强烈追求,因而也都面临有关自身学科属性、方法、功能的种种争论。

  近代以来,叙事性导致传统史学的知识可靠性遭到质疑。怎样认识历史叙事?历史学的叙事性与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历史学在未来发展中该怎样处理与之相生相伴数千年之久的叙事?这些都是史学界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与以问题为导向、对于长时段的非人为(impersonal)进程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的分析相比,叙事史学已经显得落伍了。从叙事史学到问题导向的分析性的历史研究的转型,在很多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推动者和倡导者看来,乃是历史学进步的唯一路径。[5]然而,叙事史学并没有随着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程而衰微或者竟至于销声匿迹。一方面,许多职业史学家顽强地捍卫着作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叙事,不断有叙事性的历史著作被生产出来并产生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传统的叙事模式在一度遭到贬抑之后,开始展示出来它所特有的魅力,甚至于一些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化史学阵营内的史家,也开始以讲故事的叙事方式来解释历史和组织他们的历史著作。比如,原本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在人口史和社会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年鉴学派的重要成员勒华拉杜里,1975年出版了他的名著《蒙塔尤》[6],此书以叙事的方式对14世纪初年法国一个小山村的社会、经济、宗教生活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展示。到1970年代末,围绕着《过去与现在》杂志的英国史学社会科学化阵营的主要人物之一劳伦斯斯通和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都已经在谈论叙事的复兴了。[7]历史学实践已经在呼唤着对于历史叙事的理论反思。

近代以来,笛卡尔等思想家将传统史学摒弃在知识之外,这激发了历史学家们将历史学科学化的雄心。19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兰克史学以及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所做的种种努力,撇开其各自丰富而具体的史学研究方法与内容不说,仅从方向上看,就是为了把历史学规约化为对原始资料的纯粹客观的实证研究。当时的许多历史学家相信,通过严格的资料审查、严谨的历史考证,最终能够提供客观、准确的历史知识,从而实现历史学的科学化。为了维护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实现历史学的科学化,近代以来实证主义史学的各个学派都对必然包含着叙事者主观目的、意图的历史叙事持批判态度。比如,兰克提出的“如实直书”,其根本意义正是对传统历史叙事的批判。

  近代以来历史叙事遭到质疑

  其次,从理论逻辑来说,叙事与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所强调的分析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得到重新审视。围绕着历史解释的各种模式所展开的争论,原本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核心议题。亨佩尔等人的覆盖律(covering
law)模式强调,一切特殊的历史事件都是藉由被纳入一个普遍规律之下而得到解释的;而德雷等人的合理行动(rational
action)模式则秉承柯林武德的思路,认为了解和重演历史行动者的思想才是理解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随着讨论的深入,历史叙事所具有的解释功能开始得到人们的注意,历史学的叙事特质进入了历史哲学理论反思的前沿地带。一个或一组特定的历史事件被纳入某个叙事性的话语结构,就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以特定的方式与其它事件、并且与某个更大的整体联系在了一起,这意味着它可以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解释。这一论点得到了人们普遍的接受。历史分析和历史叙事(至少在优秀的历史作品中)原本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怀特就此引述文化史名家盖伊的话说:没有分析的历史叙事是琐碎的,而没有叙事的历史分析则是欠缺的,并用康德式的语言将这句话改写为历史叙事无分析则空,历史分析无叙事则盲。[8]

20世纪,分析哲学兴起,针对语言展开逻辑分析成为一时风尚。在此风尚之下,20世纪的史学理论家们对于历史叙事、历史文本等不再像前辈实证主义史学家们那样抱有偏见,但他们对于历史叙事的重视却非叙事本身,而是叙事所包含的“真值”。在分析哲学家们看来,文献中的“真值”只能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发现。因此,尽管叙事进入了研究视野,但关注的重点转换为叙事的形式,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种通过逻辑分析发现的、隐藏于叙事形式之中的“真值”,才是我们能够从文本中得出的有关过去的客观知识。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发展到20世纪的分析史学,尽管具体论题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强调历史学需要提供客观、准确知识的学科追求上仍然是一脉相承的。

  作为与人类文明相伴生的文化现象,历史学最早确立的基本学术范式就是叙事。将总结经验、明辨是非、宣扬教化、立一家之言等各种主观意图贯彻在叙事的过程中,既是传统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形式,也是其实现社会价值的基本方式。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历史学的这一基本学术范式遭到质疑。

  再次,从历史哲学学术发展的脉络来看,在分析的历史哲学领域的研究已明显呈现出回报递减的情形下,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不再以历史解释的模式等问题作为自身关注的重心,而是将着眼点转移到历史研究的成果体现也即历史叙事的文本上,从而获得了一系列崭新的视角和洞见。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相对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关注的是客观的历史过程而言,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一样,都是以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作为自己理论反思的主要对象的。前者可说是在后者的基础上革新、深化和推进了对历史学的理论反思。

20世纪70年代,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兴起,学术界对叙事的关注从构成叙事的最基础因素——语言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到修辞、文体、模式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在其代表人物海登·怀特看来,当历史由编年转化为故事,就必然会遭遇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及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等叙事结构的局囿。例如,故事将呈现出特定的类型,如浪漫的、悲剧的、喜剧的、讽刺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虽然突出了历史学的叙事属性,但他们引入修辞学、文本分析等诸多研究方法,试图重新建构历史学的学科逻辑,结果反而造成对历史学更广泛的质疑,而且在社会层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近代以来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科学成为强势话语。因此,自觉向科学靠拢,努力成为科学领域的一分子,或者至少增强自身的科学属性,成为众多学科发展的一致追求,历史学自然不能例外于此种潮流。在科学化浪潮中,人们对于什么是科学其实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能不能提供客观、准确的知识,则成为判断一种学术活动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公认标准。在人文诸学科及各种文化领域,文学、艺术、宗教等主要关乎审美与信仰,主要不是为了提供客观、准确的知识,因而较少出现科学性方面的争论。深陷是非之境的主要是历史学与哲学,因为这两大学科近代以来都有提供客观、准确知识的强烈追求,因而也都面临有关自身学科属性、方法、功能的种种争论。

  如果我们把史学反思关注的焦点放在历史研究的最终产品历史著作之上,就可以发现,历史著作最显明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言辞结构[9],它乃是一种文学制品(literary
artifact)。因而,任何有关历史著作的理论(从而任何的史学理论)都应将叙事作为自己的核心议题来加以讨论。由这一着眼点出发,文学理论与历史著作就有了直接的关联,而艺术性或者说诗性的因素在史学理论中就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显露出来了。可以说,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一书中所自觉地要从事的,就是这样一种取向的探索。他在解释此书宗旨时明确地写道:

历史叙事中的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近代以来,笛卡尔等思想家将传统史学摒弃在知识之外,这激发了历史学家们将历史学科学化的雄心。19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兰克史学以及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所做的种种努力,撇开其各自丰富而具体的史学研究方法与内容不说,仅从方向上看,就是为了把历史学规约化为对原始资料(史料)的纯粹客观的实证研究。当时的许多历史学家相信,通过严格的资料审查、严谨的历史考证,最终能够提供客观、准确的历史知识,从而实现历史学的科学化。为了维护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实现历史学的科学化,近代以来实证主义史学的各个学派都对必然包含着叙事者主观目的、意图的历史叙事持批判态度。比如,兰克提出的“如实直书”,其根本意义正是对传统历史叙事的批判。

  在辨识和解释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的主要形式之外,我主要的目的之一,是要确立历史学和历史哲学在实践它们的任何时期所具有的独特的诗性要素。人们常说,历史学是科学和艺术的混合物。然而,在近来分析哲学家们已经成功地澄清了历史学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科学的同时,却很少有人关注到它的艺术性成分。通过揭示一个特定的历史观念所赖以构成的语言学基础,我试图确立历史著作中无可回避的诗性特质,并在历史记述中具体展示出那使得其理论概念得以默然认可的预构性(prefigurative)因素。[10]

从近代直至当代有关历史叙事的批判与讨论,无论是持否定态度还是持肯定态度,都将历史学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历史学在叙事层面所面临的困境,是人们对其能否揭示“历史事实”持不同认识所导致的。传统史学认为,可以通过叙事揭示历史事实;实证主义史学虽然反对叙事,但仍认为可以通过对史料的研究揭示历史事实;分析史学通过针对叙事的语言分析确立了知识的客观性与稳定性,但背离了历史知识的历史属性;叙事主义史学则认为,无论是传统史学的叙事还是实证主义史学的史料考证都无法揭示历史事实,历史只是叙述者建构起来的假象。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前三者虽然对历史叙事的态度有很大分歧,但都认为历史学可以揭示历史事实;而叙事主义史学实际上否定了历史学能够揭示历史事实,客观上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

  20世纪,分析哲学兴起,针对语言展开逻辑分析成为一时风尚。在此风尚之下,20世纪的史学理论家们对于历史叙事、历史文本等不再像前辈实证主义史学家们那样抱有偏见,但他们对于历史叙事的重视却非叙事本身,而是叙事所包含的“真值”。在分析哲学家们看来,文献中的“真值”只能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发现。因此,尽管叙事进入了研究视野,但关注的重点转换为叙事的形式,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种通过逻辑分析发现的、隐藏于叙事形式之中的“真值”,才是我们能够从文本中得出的有关过去的客观知识。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发展到20世纪的分析史学,尽管具体论题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强调历史学需要提供客观、准确知识的学科追求上仍然是一脉相承的。

  既然,每一部历史首先和首要地都是一种言辞制品,是某种特殊类型的语言使用的产物,那么,如果说历史话语所生产的是某种特定的知识的话,首先就必须将其作为一种语言结构来进行分析。[11]这样的思路,就使得叙事进入了历史哲学思考的焦点,而不再像许多探讨过叙事问题的分析哲学家那样,将对叙事的讨论限制在其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的功能之中,而是为其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然而,像叙事主义史学对历史学的这种质疑和消解,真的能够解构历史学中的“历史事实”吗?或者说,历史学是纯粹主观想象的认识活动吗?仅仅从常识的角度,我们就可以得出否定的答案。因为历史事实确实存在于我们的记忆、叙事及各种书写之中。历史事实不是历史学家凭空想象的结果,即使是历史解释也由不得历史学家天马行空。历史学领域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无休无止的争论,但也存在规模及数量都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历史学家的所有研究正是在这些不容置疑的事实基础上展开的。这里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对于历史学所揭示的历史事实,不能简单地用自然科学中科学事实的标准去评判。历史事实不同于科学事实,它们属于科学认识活动中不同的层面,简单地以科学事实为标准来评判历史叙事中出现的各种历史事实,自然容易在知识论领域引发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对历史学的质疑,从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中。

  20世纪70年代,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兴起,学术界对叙事的关注从构成叙事的最基础因素——语言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到修辞、文体、模式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在其代表人物海登·怀特看来,当历史由编年转化为故事,就必然会遭遇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及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等叙事结构的局囿。例如,故事将呈现出特定的类型,如浪漫的、悲剧的、喜剧的、讽刺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虽然突出了历史学的叙事属性,但他们引入修辞学、文本分析等诸多研究方法,试图重新建构历史学的学科逻辑,结果反而造成对历史学更广泛的质疑,而且在社会层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历史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

  历史叙事中的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历史学是人类社会一项极其古老的文化现象与学术活动。历史学肇基于人类天然的记忆本能。有记忆而后有历史叙事,有历史叙事而后有作为学术活动的历史学。历史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既是它的形式,也是它的内容。近代以来之所以出现史学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历史叙事的过度批判。

  从近代直至当代有关历史叙事的批判与讨论,无论是持否定态度还是持肯定态度,都将历史学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历史学在叙事层面所面临的困境,是人们对其能否揭示“历史事实”持不同认识所导致的。传统史学认为,可以通过叙事揭示历史事实;实证主义史学虽然反对叙事,但仍认为可以通过对史料的研究揭示历史事实;分析史学通过针对叙事的语言分析确立了知识的客观性与稳定性,但背离了历史知识的历史属性;叙事主义史学则认为,无论是传统史学的叙事还是实证主义史学的史料考证都无法揭示历史事实,历史只是叙述者建构起来的假象。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前三者虽然对历史叙事的态度有很大分歧,但都认为历史学可以揭示历史事实;而叙事主义史学实际上否定了历史学能够揭示历史事实,客观上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

叙事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能力,“是将人们对于世界的感知、人们的经历组织起来的一种模式”。叙事具有归纳与总结知识的作用,也有倾诉人类情感的作用。正是在此基础上,叙事具有实现个体对群体认同的意义。“我们就是我们所记得的一切”,这是当代历史学出现记忆转向后所提出的深刻命题。实际上,作为记忆的产物,叙事也具有同样的社会功能。可以这样说,“我们就是我们所叙述的一切”。建构在记忆与叙事基础上的历史学,当然与生俱来地具有这种实现社会认同的价值。因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升级这一命题:“我们就是我们的历史。”而这也正是历史学成为人类最古老的一种学术活动的根本原因。正是通过记忆、叙事和历史,人们回答了有关“我是谁”的哲学追问,同时实现了个体的社会认同。它既满足了人类与生俱来的玄思本能,同时又能维系人类获得物质生存所必需的群体条件,可谓贯通形上与形下之两极,真正做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剥离叙事性,简单地将历史学改造成仅是人类获取知识的一种学术研究活动,不符合历史学的伟大传统。

  然而,像叙事主义史学对历史学的这种质疑和消解,真的能够解构历史学中的“历史事实”吗?或者说,历史学是纯粹主观想象的认识活动吗?仅仅从常识的角度,我们就可以得出否定的答案。因为历史事实确实存在于我们的记忆、叙事及各种书写之中。历史事实不是历史学家凭空想象的结果,即使是历史解释也由不得历史学家天马行空。历史学领域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无休无止的争论,但也存在规模及数量都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历史学家的所有研究正是在这些不容置疑的事实基础上展开的。这里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对于历史学所揭示的历史事实,不能简单地用自然科学中科学事实的标准去评判。历史事实不同于科学事实,它们属于科学认识活动中不同的层面,简单地以科学事实为标准来评判历史叙事中出现的各种历史事实,自然容易在知识论领域引发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对历史学的质疑,从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是由叙事派生出来的,叙事正是历史学的基本所在。一旦剥离了叙事性,历史学也就失去了根基。传统史学尽管缺少学科反思,但作为其叙事性自然长成的结果,曾经创造出辉煌的学科历史,中国传统史学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实例。而近代以来在史学反思中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并没有再造现代史学的辉煌,反而留下了众多的迷惑与失落。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史学的反思本身存在问题,而是表明对史学的反思需要进一步深入,或者需要更换反思逻辑,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叙事性的批判上,而应重新审视叙事性与科学性对于历史学的不同意义与价值。

  历史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

虽然在历史叙事中要运用想象与虚构,但它并不同于文学叙事中的想象与虚构,历史叙事者并没有想象与虚构的主观意图,而且对于想象与虚构始终是抱有排斥态度的。历史叙事还可能因叙述者主体认识的差异而对叙事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产生重要影响。种种因素都会造成所述“历史事实”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并不能推翻历史事实的可靠性。在基本事实层面,可以通过史料收集的增加与史实考证的深入而得到修正,并渐趋统一。而在历史叙事层面,虽然历史学家针对同一事实的叙述,有可能选择不同的事实材料、采取不同的叙述方式,但这绝非历史学应受非议之处,它恰恰反映了历史学作为人类实现自我反思、自我认同的工具所具有的人文性。

  历史学是人类社会一项极其古老的文化现象与学术活动。历史学肇基于人类天然的记忆本能。有记忆而后有历史叙事,有历史叙事而后有作为学术活动的历史学。历史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既是它的形式,也是它的内容。近代以来之所以出现史学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历史叙事的过度批判。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认为的是建构的、想象的。历史叙事作为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应成为历史学家自觉捍卫的学科边界。一方面,它是历史学这门古老学科耕耘了数千年的传统。历史学的形态、价值、功能等等,都生于斯、长于斯。通过历史叙事来实现人类的自我反思,正是历史学的学科价值之所在。另一方面,对叙事性所造成的历史学在知识论领域的局限,历史学家应有充分的自觉,不应擅自跨越叙事边界。边界既意味着权利,需要捍卫;也意味着局限,需要历史学家对其所不能达致的“局外”世界保持一份谦恭的姿态。

  叙事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能力,“是将人们对于世界的感知、人们的经历组织起来的一种模式”。叙事具有归纳与总结知识的作用,也有倾诉人类情感的作用。正是在此基础上,叙事具有实现个体对群体认同的意义。“我们就是我们所记得的一切”,这是当代历史学出现记忆转向后所提出的深刻命题。实际上,作为记忆的产物,叙事也具有同样的社会功能。可以这样说,“我们就是我们所叙述的一切”。建构在记忆与叙事基础上的历史学,当然与生俱来地具有这种实现社会认同的价值。因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升级这一命题:“我们就是我们的历史。”而这也正是历史学成为人类最古老的一种学术活动的根本原因。正是通过记忆、叙事和历史,人们回答了有关“我是谁”的哲学追问,同时实现了个体的社会认同。它既满足了人类与生俱来的玄思本能,同时又能维系人类获得物质生存所必需的群体条件,可谓贯通形上与形下之两极,真正做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剥离叙事性,简单地将历史学改造成仅是人类获取知识的一种学术研究活动,不符合历史学的伟大传统。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是由叙事派生出来的,叙事正是历史学的基本所在。一旦剥离了叙事性,历史学也就失去了根基。传统史学尽管缺少学科反思,但作为其叙事性自然长成的结果,曾经创造出辉煌的学科历史,中国传统史学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实例。而近代以来在史学反思中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并没有再造现代史学的辉煌,反而留下了众多的迷惑与失落。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史学的反思本身存在问题,而是表明对史学的反思需要进一步深入,或者需要更换反思逻辑,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叙事性的批判上,而应重新审视叙事性与科学性对于历史学的不同意义与价值。

  虽然在历史叙事中要运用想象与虚构,但它并不同于文学叙事中的想象与虚构,历史叙事者并没有想象与虚构的主观意图,而且对于想象与虚构始终是抱有排斥态度的。历史叙事还可能因叙述者主体认识的差异而对叙事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产生重要影响。种种因素都会造成所述“历史事实”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并不能推翻历史事实的可靠性。在基本事实层面,可以通过史料收集的增加与史实考证的深入而得到修正,并渐趋统一。而在历史叙事层面,虽然历史学家针对同一事实的叙述,有可能选择不同的事实材料、采取不同的叙述方式,但这绝非历史学应受非议之处,它恰恰反映了历史学作为人类实现自我反思、自我认同的工具所具有的人文性。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认为的是建构的、想象的。历史叙事作为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应成为历史学家自觉捍卫的学科边界。一方面,它是历史学这门古老学科耕耘了数千年的传统。历史学的形态、价值、功能等等,都生于斯、长于斯。通过历史叙事来实现人类的自我反思,正是历史学的学科价值之所在。另一方面,对叙事性所造成的历史学在知识论领域的局限,历史学家应有充分的自觉,不应擅自跨越叙事边界。边界既意味着权利,需要捍卫;也意味着局限,需要历史学家对其所不能达致的“局外”世界保持一份谦恭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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